2017年上半年阿塞拜疆进口电力4517.8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下降5.4%，金额达182.87万美元，同比下降6.1%。
8月14日，发改委在其官方网站发布16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防范化解煤电产能过剩风险的意见》，其中，鼓励和推动大型发电集团实施重组整合一条备受关注。这11家央企主导了中国的发电领域，装机总量占全国的60%，如果分行业看，火电、水电、核电、风电的占比分别为59%、54%、100%、73%
电力准备率下降1%能使政府不需要一座1吉瓦的电厂，电力需求预估也降低11.3吉瓦，达101.9吉瓦。电力需求反映出国民经济预计出现的2.5%增长。政府决定，相比2年前预估的22%，2030年期间的合理电力准备率要维持在20%-22%。另外，政府表示到2030年需要新增若干5-10吉瓦的发电设施来满足电力需求查清楚，才会有人员惩处、谁该负责的问题。
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说，除了经济部长的政治责任，政务官的责任立即承担。待恢复供电之后，会把事件调查清楚，当局也一定会追究台电、中油等相关人员的责任。目前是我国电源结构大变动时期，正在大力发展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必然要下降，且这种综合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的下降，究竟多少是电源结构变化引起的，多少是电力过剩引起的，很难分清楚，所以用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来计算过剩装机容量是有困难的。
二、当前对煤电存在误解和争议，需要科学理清01 把电力当一般商品来对待是不适宜的，电力是特殊商品。因为生物质能源和垃圾发电属于非化石能源，不能与煤炭等化石能源混在一起统计。四是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压低售电价格，降低发电企业的收入。另一方面燃煤电厂要精益求精，尽量做到超低排放、近零排放，不仅要减少污染物排放，在发电领域还要做到高效，如过去每发1千瓦时的电要消耗500克标准煤，现在发1千瓦时的电只消耗300克标准煤，等于减少了2/5污染物的排放，减少2/5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李克强总理也指出：把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作为能源转型发展的立足点和首要任务。1吨散烧煤，燃煤排放的污染物是煤电用煤排放的5～10倍，在极端气候条件下，散烧煤排放的污染物可以达到污染总量的40%左右，发达国家完成了油气替代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的比重较小，他们的煤炭主要用于发电，所以煤烟污染影响不大。
因此为了弄清楚灵活电源的数量，天然气发电应该另作统计。现在对于电力产能是否过剩，是有不同看法的。(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十三五电力规划中已明确要严控煤电，到2020年煤电装机容量不超过11亿千瓦。在前几年大用户直购中，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压低直购电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火电中燃煤、燃气、燃油、垃圾和生物质发电属于不同性质的发电厂，应当分别统计。但是当电源结构和电力供需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会有很大变化，就很难作为发电设备是否过剩的判断指标。02 没有电力过剩程度的判断标准，对煤电是否过剩各方认识不一。三是煤电的设备利用小时数下降，影响了煤电效益。
因此，用13亿千瓦来计算煤电过剩是没有意义的。中国可以逐步减少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中国可以逐步减少煤电的比重，但是中国想要解决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需要很长的时间。
实际上这几种电源的性质不同，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也有较大差别。如常规水电的工作出力与装机容量等同，没有扣除水电站的受阻容量，例如葛洲坝及类似的低水头、调节库容小的水电站工作出力和装机容量差别很大，葛洲坝装机270万千瓦，到汛期只能发电70万千瓦;另外，水电丰水期要在基荷运行，枯水期要在峰荷和腰荷运行，需要火电配合运行。
我们不要忘记，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以煤为主，中国在减排上有两大任务，一是要解决化石能源对大气和水体的污染，二是要减排二氧化碳。有人从三个方面，即从满足电量需求、满足电力需求和满足灵活性需求进行测算，认为2020年煤电的合理水平最高不超过9.8亿千瓦，这里所谓最高不超过9.8亿千瓦，是按照煤电标准设备利用小时数计算出来的。因此，国家制定的电力规划中要求2020年煤电装机容量小于11亿千瓦是比较合理的。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煤电企业确实存在实际困难。当电源结构基本稳定，电力供需状况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变化不大，可以作为衡量指标因为在通过技术创新解决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间歇性、随机性、季节性之前，离开煤电是不可能的。
煤价上涨后，过去还可以用煤电联动提高电价，现在实行市场定价之后，就不再有煤电联动，现在地方政府施压使发电企业单边降价，使用电企业在买电上获得好处，与电力市场化改革初衷背道而驰。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也存在严重分歧，煤电企业纷纷呼吁要调整煤电政策，否则2017年可能出现全面亏损。
1吨散烧煤，燃煤排放的污染物是煤电用煤排放的5～10倍，在极端气候条件下，散烧煤排放的污染物可以达到污染总量的40%左右，发达国家完成了油气替代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的比重较小，他们的煤炭主要用于发电，所以煤烟污染影响不大。在前几年大用户直购中，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压低直购电价。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火电中燃煤、燃气、燃油、垃圾和生物质发电属于不同性质的发电厂，应当分别统计。02 没有电力过剩程度的判断标准，对煤电是否过剩各方认识不一。
由于煤炭在我国相当长时间内还要利用，与其让它继续污染环境，不如清洁高效开发煤炭。为消除煤烟污染，我们要用电力和天然气去替代散烧煤，把尽可能多的煤炭供发电厂使用。(见《中国能源报》2017年3月13日第4版《火电要让路还要托底》)。一方面，火电要为新能源发电让路，另一方面，还要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不发电时，如果有需求，火电就要顶起来。
另一方面燃煤电厂要精益求精，尽量做到超低排放、近零排放，不仅要减少污染物排放，在发电领域还要做到高效，如过去每发1千瓦时的电要消耗500克标准煤，现在发1千瓦时的电只消耗300克标准煤，等于减少了2/5污染物的排放，减少2/5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如常规水电的工作出力与装机容量等同，没有扣除水电站的受阻容量，例如葛洲坝及类似的低水头、调节库容小的水电站工作出力和装机容量差别很大，葛洲坝装机270万千瓦，到汛期只能发电70万千瓦;另外，水电丰水期要在基荷运行，枯水期要在峰荷和腰荷运行，需要火电配合运行。
作者：原能源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朱成章。另外有人拿煤电标准利用小时数来计算过剩容量，他认为十三五期间核准在建项目和违规项目如果全部在十三五期间投产，到2020年煤电装机容量可能达到13亿千瓦。
我国电力体制与英美不同，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煤价急剧上涨，电价不动，发电企业回报减少，在企业亏损情况下，靠提高负债率来解决亏损，却使电力从缺电走向供应宽松，这是中国式国有电力企业的优越性。中国可以逐步减少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中国可以逐步减少煤电的比重，但是中国想要解决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需要很长的时间。
放开的发用电计划部分通过市场交易形成价格。天然气发电作为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电力的辅助电源和调峰、调频电源，设备利用小时数低。问题是我国没有完成第二期能源结构转型，现在一次能源结构还停留在煤炭时代。05 对煤电的污染要有科学认识，不要否定煤电的超低排放。
原来仅是保供应，现在还要承担让路和托底双重责任，这就需要火电在未来发展中，不仅要更安全，更可靠，而且要更清洁、更高效、更灵活。我国在火电统计中，还包括秸秆、蔗渣、林木质发电和垃圾焚烧发电，这些电站也应分开统计，在国际能源署(IEA)统计中，专列一项生物质能源和垃圾发电。
因此煤电作为可再生能源电力的配套电力也必然要维持很长时间。关键在于煤电的标准利用小时数缺乏科学依据，对非化石能源的调峰能力和调峰要求缺乏科学的依据。
在最近几十年里，英美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化的电力改革，引入竞争机制，英国无论是电力库模式还是新电力交易制度模式，都未能保证发电厂的合理回报，电力建设停滞了，缺电危机到来了，电力改革宣告失败。这两种测算中的主要问题是对非化石能源电力的工作出力和调峰能力估计偏高，对煤电的标准利用小时偏高，把煤电和火电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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